袁方就杨涟的二十四条罪状逐条地向孙承宗说出了自己的看法。
袁方首先问孙承宗：“恩师的学识如何？”
孙承宗不屑地看了袁方一眼，没有回答，他的意思不言而喻，皇上都是我的学生，你还怀疑我的学识？
袁方接着说，你孙承宗满腹经纶、学富五车，一代大儒，是皇上的老师，你所教出来的学生会差到哪里去？
当然这是大白话，袁方不会这样直接说，而是用了一大堆的文言文来赞美自己的老师。
他赞美孙承宗，就是要强调朱由校不是个傻子，他是孙承宗的学生。
万历四十七年，朱由校就被万历皇帝封为皇太孙，接受过皇家最严格的教育，首辅叶向高还专门上疏称赞过朱由校“朝讲时临，真可谓勤政好学之主……于燕闲游豫之时，览观经史”。
朱由校在做皇帝之前，不但熟读经史子集，而且还要天天练字，也是个学富五车之人，而不是一个只会做木匠的皇帝。
袁方说明皇帝不是个傻皇帝，然后才来点评杨涟的二十四大罪状。
杨涟给魏忠贤定的第一条大罪，说他败坏了祖宗二百多年的政治体制。魏忠贤原是市井无赖，中年净身，靠关系进入内宫，刚开始装出一副小忠、小信的样子以获得皇帝的恩宠，然后才敢用大奸、大恶来扰乱朝政。祖宗的制度，拟定圣旨专门由内阁负责。自从魏忠贤独揽大权以来，圣旨多出自传奉官，或者直接由内宫批准。
袁方对孙承宗解释，杨涟这一条的意思是太监干政就是有罪。其实内阁草拟圣旨的权利也是皇帝授权的，朱元璋时期就没有内阁这个机构，朱棣设立内阁就是协助皇帝处理奏章的，属于皇帝的私人秘书机构，没说过有排他性授权，而所谓“只能由内阁来干”是因为文官权力壮大以后自己宣称的。朱由校让魏忠贤帮忙批阅奏折提出处理意见，完全在皇帝的权力范围内。所以根本就不存在“坏祖宗二百余年之政体”。
孙承宗听袁方这么一解释，也认为杨涟言不达意，于是说道：“这一条不算，他魏忠贤还有二十三条罪呢！”
袁方道：“恩师听学生再往下解释。”
“你说吧！”
杨涟给魏忠贤定的第二条罪是：刘一燝、周嘉谟是接受遗命的大臣，魏忠贤叫孙杰将他们判罪，让他们离职。急于翦除忌恨自己的人，逼使陛下抛弃父皇的大臣。
袁方向孙承宗解释，刘一燝、周嘉谟是“移宫案”里面带头的大臣，光宗死后，这二人连吓带骗地把朱由校从乾清宫带走，不让他再回来跟李选侍见面，说重了可以说是劫持储君。后来，那些吓唬小孩的谎话被朱由校想明白了，把二人的官职撤了。
袁方道：“皇上把旧臣赶走这属于正常现象，莫非顾命大臣不管干了什么坏事都动不得？谁动了谁就有罪？无论魏忠贤在这件事上起了什么作用，都不算罪。再说，真正的顾命大臣是内阁首辅方从哲，东林党人却轮番上阵弹劾方从哲，把他给赶出内阁。按照杨涟的逻辑，是不是东林党也犯了大罪呢？”
孙承宗作为朱由校的老师，对刘一燝、周嘉谟的去职是很清楚的，这也条也不能算，因为与魏忠贤没多大关系，更何况方从哲的下台，也没有治东林党人什么罪，杨涟这是用双重标准来给政敌定罪。
所以孙承宗否定了这条罪状：“这条也不能算，如果这条也算的话，朝廷上就没有几个干净的人了。”
袁方道：“恩师，下面还有二十二条罪状。”
“那么，第三条呢？”孙承宗鼓励袁方继续说下去。
第三条罪名是魏忠贤亲近乱臣贼子而仇视忠诚正直的人。按杨涟所言，先帝归天，实际上是有遗憾的。孙慎行、邹元标站在公众的立场表达愤怒之情，都被魏忠贤排挤离职了。对维护李选侍的沈翭却很照顾，想尽歪门邪道让他做了大官。
袁方道：“杨涟说先帝去世有‘隐恨’，他这是在暗示先帝是被人害死的，这就是在指‘红丸案’。孙慎行、邹元标他们都是东林党人，一直都在紧抓‘红丸案’要求皇帝大开杀戒，以‘弑君’的罪名把进献红丸的一干人等人都杀掉。孙慎行不审也不问，直接上奏皇上把首辅方从哲给杀了。孙慎行身为朝中重臣，对一朝首辅都用如此下作手段，这就是杨涟口中所说的‘以公义发愤’！”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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