由于勤王之事将各地大员全都牵扯进来, 于是出兵之前的准备又花费了许多时间。
整整几个月的时间里, 一封又一封的书信在各府之间不断流转。
对于三府发出的勤王令, 每个收到公函的地方大员都做出了回应。无论人们心里是怎么想的, 情愿或不情愿, 几乎无人拒绝参与勤王之事，而且明面上都表现得非常积极——即使朝廷现在已经名存实亡，可从名义上说，所有人仍是朝廷的臣子。救驾之事义不容辞，绝无推脱之理。
而因为三府府尹都发了勤王令，各地诸侯也几乎给每位发出勤王令的府尹都回了函，反倒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——勤王之事到底由谁来主持统筹？三府之间总得有一个说了算的, 要不然什么时候发兵、去哪儿驻军这些事儿都定不下来, 共同剿匪自然无从谈起了。
在主导权这事儿上, 京兆尹费岑没怎么努力就放弃了。本来么, 他发勤王令的目的只是趁机推脱自己剿匪不力的责任, 争不争功劳都是其次。且他远离京城，这事儿由他来操持也不好办。
而河南尹鲁广和广晋府尹刘松之间为了这件事，互相之间口诛笔伐了好几回。现在朝廷无主，两人都有趁机揽权的意图。
眼瞅着勤王之事可能就要因为两人的相争而黄了, 也不知鲁广是忽然良心发现还是怎么的，竟然主动让步, 将主持统筹的权利交给了率先发起勤王的刘松。
刘松这下扬眉吐气，仿佛自己已成了朝廷的代理一般，简直春风得意, 又再次向天下诸侯广发公函，推进勤王一事。
然而他的春风得意并没有维持太久。他很快就发现，此事非但不代表权势，相反，还是一个大坑、巨坑、天坑！
——虽说各府都表明了同意参与勤王之事，然而参与是一回事，各府愿出多少力又是另外一回事了。
凡离京城越远的地方，愿意出动的兵马就越少。譬如那江南府和临安府，明明都是鱼米之乡富裕之地，没怎么受过兵祸之灾，按说应当兵强马壮才对。却竟纷纷在信中推脱自己民生困顿，兵丁稀少。一个肯出三千人，一个索性只想出一千五百人。
毕竟他们离得远，叛军之乱对他们无甚影响。而救驾成功，他们能分得的好处也最有限。因此他们摆明了只打算走走过场，面子上过得去就行。至于剿匪能够成功，他们根本就不大关心。
而边远的诸侯出兵出力少也还罢了，就连中原一带的诸侯也是一个比一个小气。这些人想的是各路人马齐来勤王，倾全国之力，还怕不能把叛军打得落花流水吗？既然是必胜之事，自己又何须劳民伤财，太过积极呢？过得去也就行了。可人人都这样想，人人都指着别人，还有谁能指望得上！
而且打从朝廷将权力下放，各地割据之势渐成，各府的军队几乎都是各府大员的私兵。既是私兵，也就成了个人的宝贝，仿佛已于国家无关，谁又舍得消耗自己的财富？且不论打起仗来损兵折将，光是调动兵力，都要消耗不少钱粮，还得耽误辖地的农活儿。这样一来，自然谁都愿意承担的越少越好了。
于是等到刘松集齐各府消息，把各府报上来的兵马数量汇总了一下，简直鼻子都气歪了。
“好一群无耻之徒！简直狼心狗肺，愧为朝臣！”他一边看，一边拍桌怒骂。
叛军人数有三万之众，而举国诸侯愿出动勤王的人马加起来竟然只有四万多！！四万虽然比三万更多，可要知道叛军踞守京城之险，粮草充足。而各地军队千里迢迢赶来，旅途劳顿，战力必定大打折扣，如果不是几倍于叛军人数，围剿京城还真不见得有必胜的把握。
刘松把各府送来的函信全看完，各位府尹的回信简直出奇得一致，让人怀疑这是几封信仿佛只是由一两个人统一写出来的——每封信的开头先是怒斥一下作乱的叛军，忧心一下朝廷的处境表示，表明一下参与剿匪的积极性；接着就是猛一转折，抱怨一下自己的苦楚，去年又歉收啦，百姓又抗议啦；最后切入正题，表示愿意派出几千兵马，这就已经是竭尽全力了。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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