汉末(三国)饮食风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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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饮食时风

    汉末战乱粮食困乏,不少军阀因无粮而被迫罢战,或以桑椹、枣、甚至人肉为生(注1)。曹操尚节俭,加上用崔琰、毛玠选拔清廉正直之士,社会风气曾变。卞皇后也效法,其左右史称“菜食粟饭,无鱼肉”。

    但曹操si后侈奢之风渐长,西晋时更有石崇与王恺斗富,何曾父子日食一两万钱。这大概是让人知晓其通饮食,因为这是衡量家世高低的标准之一,曹丕曾下诏:“三世长者知被服,五世长者知饮食。”(见《太平御览》卷689引《魏书》)何曾著的《食疏》为时人效法,虞悰就凭此指出豫章王萧嶷宴席中的不足,是因为缺少用黄颔蛇制作的肉羹(见《南齐书.虞悰传》)。

    节日也有特定的饮食:元旦饮椒酒和柏酒、桃汤、吃五辛盘(五种辛辣味的凉菜);寒食节不动烟火(曹操改革,变一个月改为三天)吃醴酪(糖杏仁麦粥)及其他预先做好的食物;端午节吃角黍(粽子);重阳要佩茱萸、食蓬饵(米粉糕)、饮菊花酒

    道教徒认为人体里有三尸,常居人脾,是欲望的根源。三尸是靠五谷的谷气生存的,所以要“辟谷”(不食五谷)。故只能食菌类、蜂蜜、枣类等;匪佛笮融曾“多设酒饭,布席于路”,当时佛教徒应还没禁酒;吃的是三净肉(自己不杀、不叫他人杀、没亲眼看见杀)。

    玄学兴起,服食养生就是其体现的思想之一。何晏食

    五石散之因,就是要达到他所讲的“亦觉神明开朗”(服散后容光焕发的外表,体现出的内在精神活力)。稽康的《养生论》指出:“终朝未食则嚣然思餐,而曾子

    衔哀七日不饥。夜涤而坐则低迷思寝,内怀忧虑则达旦不嗅。由此言之,精神之于形骸,犹国之有君也,神燥于中而形于外,犹昏君于上,国乱于下也。”即肉体的

    需要只是精神的附属。但后期发展至服药的极端,皇甫谧因服寒食散过度,弄至多次想自杀。鲁迅把当时文人服食的风气称作“魏晋风度”。

    餐厨具

    殷商时贵族已大量使用玉制品与象牙杯,更有漆器出土,但平民则还停留粗陶和竹、木食器当中。直至晋代以前受阿拉伯高脚桌椅进食的影响,人们还是

    处于“席地而坐”的案(至今仍可见于日本的坐式)。随着陶瓷业的发展,日用陶瓷慢慢普及至逐步取代竹木餐具和粗陶制品。髹漆业的崛起,餐具又开辟了一个新

    领域。根据朱然墓的出土漆器,可以显示出南方已能制作盘、耳杯、槅、盒、木匕、壶等餐具,其中尤以宫闱宴乐图最能形象化地分映出当时的宴乐情况;文学作品有曹丕的《芙蓉池作》及曹植的《公宴》等作参考。西晋时更有琉璃用具(注2)。

    现在发掘出的汉代冶铁遗址中,炼铁炉所用的燃料中就有原谋与煤饼,也就是说有可能当时人们已用石炭来烧饭。

    战国以前用的多是地灶和单眼的陶灶,汉代时多火眼陶灶就被使用,一炉多用省时省能。1983年在广州象岗的南越第二任国王赵昧墓中出土了两个呈

    凹字形的青铜烤炉,烧烤配件非常齐全:悬挂大件烤物的铁链,烤串肉的铁钎和烤乳猪或三鸟的铁叉(三齿、二齿叉各一),同时出土的有乳猪、鸡等的残骨,烤乳

    猪的发源地应是岭南。

    烹调方法

    《太平御览.饮食部》诸卷收录了不少古人的烹调方法、案例,解释则见于其引录的《说文解字》。现节录几个重点:

    羹就是把肉与菜全都煮在一起,近似浓肉汤的古老手法。一些难煮的食物也应用于此,陆机《毛诗草木疏》曰:“梅,杏类也。其子赤而酢,不可生啖。煮而曝干为苏,可着羹臛中。”也有一个成语是发生在东汉灵帝时:刘宽没有怪责弄脏其朝服的婢女,“羹污朝衣”,就是形容为人宽厚恕人的性格。

    烩就是把肉细切,主要是应用在鱼身上,即鱼生。华陀替陈登治病时,陈登吐出胃中之虫及生鱼脍。仙人介象则认为鲻鱼为最美味的脍鱼。

    脯就是用各种调味品制成的腊肉。葛洪《神仙传》收录了左慈请刘表犒军三杯酒、一片脯的个案。不过最有名的恐怕是程昱的人脯。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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